遂甯席氏成為蜀中望族的頂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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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甯席氏一族，並非四川土著，據清道光五年（1825）《安定堂席氏族譜（乙酉本）》記載，南宋末年，原籍在山西省平陽府臨汾縣（今山西省臨汾市）的席友珍舉家遷蜀，入籍四川遂甯縣席家溝（今蓬溪縣吉祥鎮），成為遂甯席氏一族的入川始祖。

       然而，就是這個可以說是逃難入川的遂甯席氏，不僅在遂寧紮下了根，而且還混得風生水起，能人輩出，成為有明一代盛極一時的名門望族。不僅望於蜀中，更顯赫于華夏大地，成為數千年來華夏大地席氏家族數一數二的一族。

       在明清兩朝500餘年，四川席氏進士只有4人，這4人全部出自遂甯席家。有明一代，全國共有席姓進士13人。其中，遂甯席氏就獨佔4人。從明嘉靖到崇禎百餘年間，遂甯席氏家族曾連續三代中進士4人、舉人7人，有3人被《明史》列傳。以明代禮部尚書加武英殿大學士席書、吏部侍郎席春、戶部給事中席彖三兄弟為代表的遂甯席氏家族，以文章經濟，焜耀宇內，為江山生色，而席書無疑又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頂樑柱。

        席書（1461—1527），字文同，號元山，行一。弘治元年（1488）舉人，弘治三年（1490）中庚戊科三甲第122名進士，授任山東郯縣（今山東省郯城縣北）知縣，後入朝當工部都水司主事、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後累官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加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襄，入祀理學名臣祠，崇祀鄉賢祠，歸葬蜀中蓬溪席氏祖瑩瑉水壩（今大英縣回馬鎮文武村金井壩）。

       弘治十六年（1503），雲南發生嚴重地震，明孝宗朱祐樘命侍郎樊瑩到雲南巡視，樊瑩上疏奏請罷黜雲南地方官300多人。席書認為不妥，便直言進諫，雖未被採納，但憂國憂民的擔當精神卻令人敬佩。正德四年（1509），席書擔任貴州提學副使，邀請貶謫貴州龍場驛臣王陽明到貴州文明學院講學，不僅使貴州學子受到“心性之學”的薰陶，還使王陽明學術思想成為明代貴州學術的主流，那些承蒙王陽明教誨的學子不少人成為王陽明哲學思想的中堅。正德十四年（1519），甯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席書緊急召募二萬士兵前往討伐，不久以右副都禦史的名義巡撫湖廣。

        席書為官清廉，體恤民情，仗義執言，敢於變革，生前郯城百姓為其立祠表彰，死後故鄉人民為其建祠紀念。臨終時都念念不忘“清慎”二字：“自檢入仕以來，清慎為國一念，可質鬼神。”“上欲問遺言，惟願親君子，遠小人，審於用舍而已。”

        席書一生最大的亮點，是在“大禮議”中的排班站隊。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父親，興獻王朱祐杬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朱祐樘死，由其子朱厚照即位為武宗，而朱厚照沒有兒子。朱厚照死後，內閣首輔和慈壽皇太后（朱祐樘皇后）協商，召興獻王朱祐杬的長子、朱厚照的親叔伯弟弟朱厚熜繼承皇帝位，即世宗。朱厚熜即位不久，楊廷和等朝中舊臣強迫朱厚熜改稱朱祐樘為父，變生父興獻王為叔父，生母為叔母。對這不近人情而又沒有法律依據的主張，年僅14歲的朱厚熜自然嚴詞拒絕，並以退位來表示自己的決心。席書當時還在湖廣，看到朝廷討論“大禮”，尚沒有定論，便和張璁、桂萼等中下級官員旗幟鮮明地支持朱厚熜的合理主張。爭論的結果，以楊廷和等朝中舊臣的徹底失敗而告終。朱厚熜趁機清除舊臣勢力，與席書、張璁、桂萼等“大禮新貴”結成政治互信，重建政壇新格局，成功地實現了新興勢力取代舊勢力的歷史性轉變，成為永樂以後明朝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君臣更替。伴隨“大禮議”而來的，是明朝歷史上的一次全面改革。這場被稱為嘉靖革新的變革活動，以“大禮議”為前奏曲，更新觀念、整頓吏治、替換人事為主線，最大限度地掃除了明朝百餘年來的積弊，激發了明朝統治階層的活力，遏制並扭轉了國勢日衰的趨勢，成為嘉隆萬改革的起點。

        朱厚熜對席書也特別眷顧，即使幾個內閣大臣也沒法攀比。席書得病後不能正常上班，曾多次上書請求退休，並舉薦羅欽順接替自己，但朱厚熜每次都殷勤挽留，不讓他退休。後來病情加重，朱厚熜傳令給席書加武英殿大學士，在京城賞住宅一處，和在任時一樣支取官俸，並任用他的一個兒子做尚寶丞，為大明朝少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