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第一代外企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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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辦”，Comprador，原是葡萄牙語，用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跨國企業裡的中方職業經理人。當年在上海，它被翻譯成“康白度”，也就是中洋之間的橋樑。

　　中國國際貿易初萌于廣州，繼興於上海，兩地附近縣城成了出產買辦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廣東的香山幫、江蘇吳縣的東山幫和浙江的寧波幫等。在晚清“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香山人，席正甫為東山人。在19世紀末，全國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買辦計算，全國買辦人數即為1萬人。他們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長江流域沿線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財富階層。到1920年前後，洋行總數為9511家，買辦人數超過10萬人。在近現代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脫離了土地、具有獨立特徵的企業家階層。

　　買辦階層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開化。

　　“四大買辦”都是買辦世家。唐廷樞一門四兄弟都是大買辦，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務超過半個世紀；徐潤一家共十餘人，都服務於寶順、太古、禮和等多家洋行；鄭觀應一家也大體類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東山席家。席氏的第一個買辦是席正甫，他19歲那年到上海的錢莊做學徒，後進英商滙豐洋行當跑街，僅6年後就升上了買辦。在他的促成下，李鴻章以鹽稅為擔保，向滙豐借款200萬英鎊，開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筆商業性外債，也從此拉開了滙豐與中國政府的長期政治貸款合作。從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滙豐借款17筆，絕大多數都由席正甫一手經辦，其中最大的一筆是他與胡雪岩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萬兩用於鎮壓新疆地區的叛亂，這些借款的年息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貸，清政府財政因此更加拮据。從席正甫進滙豐到1911年前後，外商在上海開設銀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東山親戚擔任買辦，幾乎囊括了當時主要外商銀行的買辦地位。

　　買辦的收入之高，在當時無任何職業可比。席正甫在滙豐的年薪約為10萬兩，可換算成5萬石大米（每石約150斤）。除了年薪，另外還有兩大塊財源：一是洋行給出的傭金，買辦無論是組織貸款、買賣外匯或辦理匯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達12％，最低的也有0.12％。比傭金更大的收入來自買辦們的自營生意，這些生意大多與洋行業務有很強的關聯性。譬如，唐廷樞就開有錢莊、當鋪、保險公司、茶棧和棉花行，他還跟鄭觀應合股辦了兩家輪船公司；徐潤則在上海、湖北和廣東等地專門收購生絲、茶葉和棉花，為寶順洋行提供貨源，賺取差價。因為掌握了洋行的進貨權，買辦的話語權特別大，唐廷樞和徐潤聯起手來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緊俏商品的定價權。兩人甚至還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絲業公所和洋藥（鴉片）局，左右了長江流域的茶葉、生絲和鴉片的貿易。鄭觀應則開有茶棧、鹽號、雜貨號、錢莊和輪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長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設有“代客辦貨”的攬載行—也就是物流服務公司，鄭觀應在很多攬載行裡擁有股份。席家的投資同樣龐大，開有銀樓、錢莊和紗廠，在上海南京路擁有大片地產。1905年，清政府創辦戶部銀行，是為中央銀行，席家以多個私人身份投資入股，合計得1320股，大約占銀行總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東。

　　有研究者考據，到1900年前後，席家資產已經超過1000萬兩之巨。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可以與慈禧太后修頤和園做一個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朝廷因此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並於1891年起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此事被認為是1894年甲午中日海戰失利的重要原因。據後世學者估算，慈禧挪用海軍軍費總費用在1000萬到1400萬兩之間。由此可見，1000萬兩對於一手掌控帝國的慈禧太后來說也算是一個頗大的數目，且影響到了國防，最終導致了國運的陡轉。而一個買辦家族，其資產就可達到這個數字，不可謂不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