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正甫——被歷史誤讀的買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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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教科書和歷史讀本上，買辦是一個遭人鄙視的貶義詞，它原本是葡萄牙語，用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跨國企業裡的中方職業經理人。在當年上海，它被翻譯成“糠擺渡”，謂買辦介於華洋人之間以成交易，猶藉糠片的擺渡之用，既表示其橋樑作用，又含買辦賺錢之輕而易舉。

　　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廣東和上海商人，都是從買辦起步的。

　　上海出現的第一家外資銀行是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又稱東方銀行、東亞銀行)，開設於1847年，它進入中國後就開始發行鈔票，流通于上海、江浙一帶。隨後，外國銀行相繼進入，上海漸漸成為遠東最重要的金融重鎮。到1890年前後，沿外灘一帶，已經集中了眾多外國銀行。它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控制了中國金融的命脈。

　　在這些外資銀行中，以滙豐銀行最為顯赫。1865年，滙豐成立於香港。在英資銀行中，它的規模並不大，然而，它從一開始就只關心在中國的利益，所有活動都是圍繞著中國開展的，所以成了最重要的在華外資金融機構。時人稱，“蓋吾國關稅之收入，必解至滙豐，故滙豐操縱金融之勢力尤偉。”它長期控制中國對外匯率，一直到1935年，滙豐每日的外匯牌價仍被視為上海市場的正式牌價。在滙豐的壯大過程中，東山席家的功勞最為突出。從1874年起，席氏祖孫三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世襲滙豐大買辦的位置前後長達55年，這是一項十分驚人的紀錄。

　　席正甫只在老家東山鄉下讀過幾年私塾，他之崛起全因頭腦機靈，善於經略中洋和官商關係。在促成李鴻章的200萬英鎊鹽稅擔保借款的當年，他就被提升為大買辦，從此，滙豐等外資銀行代替已顯頹勢的山西票商成為朝廷的金融合作夥伴。席正甫跟上海道台袁樹勳是換過帖的結拜兄弟，這讓滙豐在上海官場有了特別的優勢。當時，朝廷最炙手可熱的兩個漢臣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關係一向惡劣，席正甫卻跟他們以及他們的“錢袋子”盛宣懷和胡雪岩都保持了很不錯的交往。正是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滙豐銀行先後經理了滬甯、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主要鐵路幹線的貸款，其獲利之厚非常驚人。

　　席正甫為人極其低調，很少參加社會公共活動，即便是東山同鄉的聯誼也極少參與。馬學強在《江南席家》一書中稱，他查閱了當年東山同鄉會的活動記錄，很少看到有關席正甫的記載，僅在光緒九年(1883年)重建靜安寺的時候有過一次捐款。這個隱身在幕後的人，數十年中默默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家族網路，在上海的外資銀行界逐一滲透，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席家勢力。

　　除了子孫繁茂之外，席家還與當時上海的一些望族結成了“姻婭聯盟”。如席家與另外一個買辦世家沈家的關係就盤根錯節，不但男女結姻頻繁，甚至席正甫的一個同父異母弟弟席素恒還過繼給沈家，改名沈吉成。沈氏三代在沙遜洋行擔任大買辦長達35年。在19世紀末期，沙遜與滙豐、太古和英美煙草號稱英資在中國的四大壟斷集團，席家與沈家的結姻讓滙豐與沙遜在業務上互通有無，更加強勢霸道。

　　進入民國時期，席家與國民政府顯要的關係也是十分複雜親密。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的大學同學，還有一個孫子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這使得滙豐在清廷滅亡之後，仍然能夠與民國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席氏子弟曾當過中國銀行(3.520,0.00,0.00%)的官股董事、總經理、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還出任中央造紙廠的廠長。

　　幾輩人在銀行界行走，使得席家子弟在金融專業上的能力獨步天下。很多年後，席家後人席與棠回憶小時候看到父輩工作時的景象：“他的辦公室特別大，裡面有一張很大的辦公桌，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大的桌子。桌上有二十幾部電話，還有電傳，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電傳。電話不停地打進來，他兩隻手拿著兩三個電話，一會兒對著這個說中文，一會兒對著那個說英文。他還有5個助手，他們的英文也是非常過硬的……”

　　1949年之後，席家子弟大多隨外資銀行退出了中國內地，他們投資的地產和實業股份也全數消失。2000年之後，有一種“席家本幫菜”流行於滬上，它的菜肴典雅而偏甜，口味介於中西之間。喜歡它的時尚人士不少，卻已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生來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