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胡宗南、李宗仁醫治骨傷的大刀王席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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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別頭為漢口劉成勳大弟子

       湖北省老河口市中醫院原名譽院長已去世的骨科專家“大刀王”席別頭。

       解放前，生性耿直的席別頭習武顯醫，在方圓很有名氣。解放後成為人民醫護人員之後，恪守上述三幅醫聯準則，不吃、不喝、不收禮錢。

       一生醫救治達官貴人、平民百姓數以萬計，依然樸素節儉。對自己、兒女管的很嚴，兒女們說，我們姊妹八個，出嫁、結婚，父親從未給一分錢。

              1993年，去世前年邁的席別頭一次性為“愛我中華，修我長城”辦事處贈款一千元。

        解放前席別頭應邀赴西安為胡宗南、孫連仲、聞成烈等一批國民黨政要醫治骨傷，在本市也為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李宗仁及蘇聯軍事顧問醫過骨傷，醫療技術深得社會各界贊許。

        解放後席別頭先後加入當地組織的聯合診所，市第一醫院、市中醫院工作，開創了老河口市骨傷病診治專科，並將所學醫術傳於他的五個兒子。

        現他的兒子一人在丹江口市躍進門醫院從事骨傷病治療，四人在老河口從事骨病治療，其中三兒席連更、四兒席連忠秉承父志，2001年恢復“慶元堂”老字型大小骨傷醫療法，2002年“慶元堂”商標在國家工商局註冊，設立了骨傷治療專科醫院。

        五兒席連響、席連勝分別自開骨傷病門診。

        老河口市“慶元堂”席氏骨傷療法傳承了我國傳統骨傷療法的精華，以摸、接、端、提、按摩、推拿等手法加以針灸、中藥塗抹、口服治療骨折、骨節錯位等骨傷病，療效顯著，治癒率高，在地方群眾中有很高的聲望。

        
      七十年前，一位年方十五的少年，十分吃力地挑著擔子，一頭裝著五弟，一頭吊著鋪蓋，走在河南方城到湖北老河口的逃荒路 。

                三十年前，一位血氣方剛的漢子，頭頂高帽，嘴噙破鞋，打著赤腳，雙手被綁，被一夥兒紅衛兵用繩子牽扯著、抖動著，走在五黃六月的老河口街頭，步履迷茫而蹣跚。

             十七年前，一位年近七旬的古稀老人，身背一把大刀，頂著炎炎烈日，走在山西太原的路上，去參加南北武林擂臺比武的風雲際會，步履矯健而歡快。 這就是昔日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大刀王”席別頭嗎?這就是至今仍被人們朗朗讚歎的著名骨傷專家席別頭嗎?因為未曾謀面，妄加揣度只能留下更大的遺憾。

                    於是我想，何不索性走進那段歷史，去感悟這位傳奇人物的人生歷程和情感世界？
  

              也許是父母殷切的企盼吧，席別頭原名叫作席福慶。當十五歲的席福慶終於來到老河口，放下挑子，方才發現左肩右臂早已磨破，鮮血直流。望著相依為命的五弟，席福慶唯一的奢望是學個把式，混口飯吃，畢竟幸福和喜慶離自己還很遙遠。

          1928年的老河口，已經是作坊林立，商賈雲集。席福慶學了一回毛遂，自薦到一家店鋪學打錫壺。豈料缺乏人性的師傅並未向他傳授看家本事，卻把重活、髒活、累活一古腦兒地壓在他尚嫌稚嫩的肩上。數九寒天，師傅把冰封的漢江砸個口子，讓小福慶站在河中淘錫；盛夏時節，小福慶在火爐旁拉風箱，一拉就是十幾個鐘頭。席福慶是在窮苦人家泡大的娃子，打小便懂得師傅如父的道理，只得更加拼命地幹活，對師傅也愈加孝順和恭敬。師傅以為他年少好欺，到後來越來越殘無人道。一次，勞累至極的小福慶坐在錫爐旁打盹，師傅暴跳如雷，當即用焊錫的烙鐵在小福慶的頭上烙了三道血印。生性倔強的席福慶終於忍無可忍，二話沒說，當場卷起鋪蓋走人。

       身逢亂世，哪裡尋找棲身之處，席福慶一時茫然無措。這時，江湖上正盛傳一個外號叫“楊麻子”的龍頭老大，不僅刀、槍、劍、戟精湛無比，而且中醫傷科更有蓋世絕技，上海、廣州、武漢都有他的碼頭，一呼百應，應者雲集。他手下有一員驍將，名喚劉成勳，端得是一個十分了得的好漢，駐守漢口關。席福慶忽發奇想，何不投奔他的門下，學個安身立命的本身?說幹就幹，席福慶把母親從河南老家接到老河口照料五弟，隻身一人闖到漢口，經人介紹徑直拜見劉成勳。劉成勳一見席福慶，瞧他是個窮人家的娃子，能吃苦的後生，憨厚直爽的性格，拍了拍他硬朗的身板，心下歡喜的緊：哪裡能找這塊習武學醫的好材料!當即收他為門下弟子。踏破鐵鞋無覓處，席福慶自然十分珍惜這難得的機緣。每天早晨便“聞雞起舞”，跟著師傅苦練武藝，同時用大量的精力鑽研中醫傷科治療跌、打、損、傷的竅門。劉成勳眼見手下的這位弟子才德出眾，更是格外偏愛，恨不得把渾身的本事傳授於他。席福慶心領神會，一把青龍偃月刀耍的虎虎生風，雙刀九滾十八跌亦不在話下。

    卻說席福慶隨師傅在街頭練武，隔三差五總有一些地痞流氓前來騷擾，這個模摸刀，那個舞舞劍。而武林中人最忌別人玩弄自家的把式，認為這是污辱人格。席別頭性格剛烈，遇到這檔子事，總要與那些挑釁者叫個勁兒，七、八個人一擁上來，席福慶拳打腳踢打得他們紛紛作鳥獸散。而師傅劉成勳性情溫和，總想息事寧人，一來二去便把席福慶教訓了幾番。席福慶認為他維護師傅尊嚴，沒什麼不對的地方，連續七、八天一日三餐不上桌。而師傅惱的不讓他練武：“不能吃，還練個麼名堂。”席福慶乾脆就饃喝茶，師傅耐心勸他：“你性格剛強，是個倔頭，雖說是仗義之人，但行事莽撞難免招惹事非，要學會樂善好施，濟福於民。”之後，劉成勳便給席福慶起了個藝名“別頭”。從此，師兄弟們都把席福慶喚著“席別頭”。

    席福慶揮淚惜別師傅，回到老河口，江湖上已把席別頭的名號喊得山響。漸漸地，席別頭成為名震鄂西北的醫術、武術雙料名家，被譽為“大國手”。席別頭原本想一門心思經營“慶元堂”（骨傷科字型大小)，可到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他卻在不知不覺中擁有了八大頭銜：國民黨員、國民黨駐老河口部隊武術教官、均光穀警備司令部義務便衣、老河口鎮保長、青幫及紅幫成員、“理門’’及“在禮”成員(這兩個組織均崇文尚武，推崇仁、義、禮、智、信。戒律是不吸煙、不酗酒、不貪色。這八個頭銜，有的是江湖上的朋友誠心相邀，推辭不妥；有的則是國民黨下的委任狀，不幹不行，其中最富戲劇色彩的當屬加入國民黨。
    一次，同為“八大名醫”之一的肖玉亭來到“慶元堂”找席別頭寒喧：“夥計，入不入孫大炮(指孫中山)的黨?”那天病人很多，席別頭只好敷衍兩句：“這會兒正忙，要入你入。”“唉，我說夥計，孫大炮的党樹大根深，背靠大樹好乘涼!”“咋入大炮黨?”“這事簡單，交幾塊現大洋。”就這樣，席別頭成了國民黨的一員。

    1939年，國民黨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駐紮老河口後不久，李宗仁將軍便熱情邀請席別頭到官邸作客，促膝談心並合影留念。

    1945年4月，日木侵略軍兵發五路向老河口進攻。老河口的貧民百姓紛紛擁向漢江邊，搭乘渡船過河到穀城。當席別頭把母親、妻子和兩個兒子料理過江後，日寇已兵臨城下，漢江已經封河。

席別頭手搭涼蓬一瞧，朗聲高叫：“碼頭上的朋友!”船老大問：“你是誰?”“我是席別頭。”“你等等，我們立馬就過來。”一下子過來兩條船，使20多名百姓免遭炮火轟炸。抗戰期間，席別頭義務給蘇聯義勇軍治過馬腿。一些窮苦百姓看病沒錢，他不僅分文不收，還自掏腰包給他們買個鍋盔饃和一碗糊辣湯。

    席別頭的仗義，還在於他路見不平，出手相助。一次，鄂西北梟匪陳別三的部下在老河口鎮後街搶錢。席別頭正好路過，只見一名匪徒手持短劍，拎著一捆錢撒腿就跑，後面店鋪的一名夥計高喊“截住他，截住他!”說時遲，那時快，席別頭迎上前去，只見短劍照頭砍來，席別頭反腕一擋，一個箭步上前，跟著一腳把匪徒踢了丈把遠。第二天報紙推出號外：“席別頭空手擒劫匪。”

    1948年，國民黨的“西北王”胡宗南慕名找到席別頭，請他給自己治療腿傷。事後，胡宗南問他：“願不願意跟我隨軍，到太原開個國術館?”席別頭婉言謝絕，他深知，無論哪個朝代，失民心者失天下。而自己身為醫生，救死扶傷才是正道。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國歌響起，禮炮聲聲，共和國的誕生使席別頭激動萬分。

    席別頭是幸運的：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擁有八個頭銜的他，解放後竟被允許開診所行醫，他從心底感激共產黨的大度與開明。於是，他滿腔熱忱地參加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互助合作運動。儘管這些運動時不時地在他這位沒戴帽的“歷史反革命”頭上過過梳子；但他總是這樣安慰妻子和兒女：“甭說我頭上有八頂帽子，人家有的只有一頂帽子的，解放後不還是說崩就崩了。”
    幸運的席別頭總算過了15年的“太平時期”。但他沒想到的是，不幸卻在一夜之間叩開了家門。

    1966年6月的一天，席別頭的七子席連勝、八子席連正，象看稀奇似的看著一群紅衛兵雄糾糾、氣昂昂地敲打著鑼鼓從西邊走 來，當走到自家傷科診所門口時卻不走了。打頭的一個二話不說，沖進門去見東西就砸，其餘的“小將”們蜂擁而至，將家裡的醫療用品、珍藏的名貴藥品和所有的家什、古董、刀、槍、劍、戟等所謂“牛鬼蛇神”一鍋端。席別頭心頭一酸，話到嘴邊卻又咽進肚裡。他嫌這些毛頭小夥手腳不夠利索，或者想早點圖個清靜，於是乎也拿起八磅大鐵錘，猛砸一通，他的這一出乎意料的舉動驚呆了“紅衛兵小將”，卻也嚇得兩個年幼的小兒子愈加失聲痛哭，他們不敢想像這就是昔日揮舞一把大刀威風八面、人山人海駐足觀看的父親。他們那裡知道母親的心在流淚，父親的心在滴血。從第二天起，席別頭就被紅衛兵五花大綁地牽著遊街**，赤著雙足走在石子鋪成的街面，對於練就一身功夫的席別頭算不了什麼。但一個月熬煎下來，即便是鐵人也得脫一層皮，腳板連燙帶腰佈滿血泡。一天晚上，席別頭一進家門就平躺在床上。妻子劉桂英把他吊在床下的那只腿輕輕地放在床上，輕輕地用藥水和棉花球擦拭他的傷口，然後輕輕地問他：“痛嗎?要痛你就哼一聲，這你心裡會舒服些。”席別頭微微一笑：“從小吃苦長大的，這點痛算啥子。”劉桂英卻感覺到了一股心尖上的疼痛，她終於忍不住內心深處的擔擾和傷感，抱著丈夫失聲痛哭。此時此刻，席別頭有一種欲說還休的天地蒼茫之感，人生真是一場苦難，天災還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由人的愚昧而人為製造的社會災害。然而，席別頭感到莫大的幸福與慰藉的是：只要一家老小還好，比什麼都好!

       1966年7月23日，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指示精神從上頭髮下來後，紅衛兵不再讓席別頭遊街了，但學習會、批鬥會免不掉一周至少一次。1968年，光化縣“鋼司”和“鋼農總”兩個造反派組織龍爭虎鬥，為免遭禍害，席別頭帶著次子到穀城、丹江口等地四處躲藏，躲在哪裡為百姓行醫看病到哪裡。 1970年，席別頭作為“黑五類”分子，帶著一家老小下放到竹林橋公社廣大大隊，席別頭本人則在竹林橋衛生院上班，每月50元伺候一家上十口人(妻子和8個子女)的吃飯穿衣，困難程度可想而知，而他過去樂施好舍，使家裡根本沒有什麼積蓄。就這樣， 上班時間要盡心盡力為貧下中農看病，中午和下午下班則要在溝塘邊割嵩草挑回家曬乾當柴禾燒，每天往返20裡地，加之操勞過度，好幾次暈倒在茅廁裡，送到衛生院醫生診斷為勞累過渡，心力  交悴。七子席連勝回首那段歲月過得是“早上梆梆梆(剁紅薯)，中午靠山樁(蒸紅薯)，黑裡換個樣，還是紅薯湯”。弟兄幾個喝稀湯時脖子都伸得老長想吃菜葉，吃頓米飯能高興幾天。病人們見他們一家老小日子緊巴，只好在半夜三更把一隻只母雞、一斤斤白糖和上十個雞蛋放在他家門口，表達一點心意。   

    1972年，襄陽地委副書記鄭少波股骨骨折，地區醫院請武漢協和醫院專家會診，西醫認為要動手術，鄭少波則把席別頭接到襄樊，請西醫協助席別頭治療，沒動任何手術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  

    1973年10月，鄭少波親自點名責成光化縣委把席別頭從竹林橋衛生院調至老河口鎮衛生院工作，目的是發揮他的一技之長，造福更多的骨傷病患者。   

    席別頭始料不及的是，臨走那天，許多知名和不知名的鄉親們都趕來送他們一家老小。席別頭這個五尺高的漢子禁不住熱淚縱橫，這是感激的淚，這是幸福的淚。   

席別頭在他60歲的本命年裡重返老河口鎮衛生院工作，自然如老黃牛一般勤勤懇懇。1975年，他調至和平路衛生院工作。
    1977年他又被上調到光化縣人民醫院。   

    1979年，光化縣成立中醫院，作為一名名老中醫，席別頭又被請到了該院組建骨傷科。第二青春期的到來，使得他更加興致勃勃，精益求精地投入到工作當中，不分白天和黑夜，不分節日和假期，病人找到單位和家裡，他總是熱心快腸地精心治療。遇到一些家大口渴的農民到醫院找他，他墊錢為他們看病；竹林橋的鄉親們有病找到家裡，他不僅分文不收，而且熱情款待。

    1979年5月，席別頭代表襄陽地區參加全省運動會。武當山下。他與各路好手比試大刀，一舉奪魁。

    1982年6月，席別頭又風塵僕僕地趕往山西太原，代表湖北省參加全國傳統武術觀摩大會，一把大刀更是耍得虎虎生風，評委們對這位60歲的老人歎為觀止。席別頭再次奪冠，“大刀王”不脛而走。

    席別頭沒有想到的是，解放前的八個頭銜給他帶來了榮辱悲歡，而今滄海桑田，又有八個頭銜接踵而至：1981年1月，席別頭以無黨派身份當選為政協老河口市第一屆委員會副主席，隨後又被當選為湖北省武協理事、襄樊及老河口武協副主席、湖北省及襄樊中華中醫學會理事、老河口市老年協會副主席。老驥明知桑榆晚，不用揚鞭自奮蹄。從1981年1月到1987年11月·，作為政協老河口市兩屆兼職副主席，席別頭滿腔熱忱地參政議政。1981年，他積極參加市政協組織的黨的“十二大”培訓班和報告會，熱情洋溢地讚頌党的富民政策深得民心。第二年，又與政協委員們一道開展集貿市場調查，提出黨的農村政策深入人心、集貿市場空前繁榮、農副產品豐富了市民的“米袋子”和“菜藍子”，但市場管理的紊亂影響了市容和交通，市委、市政府對他們的提案給予了高度重視，並責成有關部門加以整頓。1984年，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城市建設作為建設老河口、振興老河口的突破口，他與其他委員一道視察市區建設，共商城建良策，抽出時間視察北京路、大橋路、勝利路道路房屋改建和環境綜合整治情況，提出了不少合理化的建議，同年年底，市政協提出有科技專長的專家下到基層為群眾諮詢、服務，席別頭帶頭回應，多次深人到農村、企業、學校義務看病。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勝利召開，市政協組織學十三大檔座談會、研討會，席別頭積極參加，當他在檔中讀到“要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完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協商制度，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段落時，他為共產黨的開明政策、開放決策而歡欣鼓舞，參政議政的勁頭更足了。   

    1986年，席別頭退休。1988年1月，他又從市政協副主席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是，他救死扶傷的勁頭不減，他關心政治的熱情更濃。一次，襄樊東務段的一名小車司機的腿被摔斷，武漢協和醫院的權威專家診斷後提出截肢的建議，而他的親戚則勸他不妨找席別頭試試。當他慕名找到席別頭家裡時，卻發現主人家正抱病臥床休息。這位司機表示等席醫生病好了再來，席別頭二話沒說，起來給他推、拿、端、提，固定抱紮，用傳統手法使他康復如故，重返崗位。這位司機瞭解到席別頭不收病人禮物，別出心裁地送給他一套《毛澤東選集》，席別頭破例收下了這一饋贈，他認為這比送給他的20多面上書“華佗再世”、“骨傷聖手”、“妙手回春”之類的錦旗更加彌足珍貴，這是對他一生所追求的為人民服務的最高獎賞。

    退下來的席別頭總是不忘記關心政治，一早一晚總是攜帶著半導體收音機瞭解國事、天下事。當他聽說安徽發生特大洪澇災害時，當即郵寄1千元給安徽省民政廳。1994年，老河口市34所村級小學有458間危房，市委、市政府召開“希望工程”動員大會，號召全市黨員、幹部捐資助教，讓徘徊在學堂之外的學子重返教室。81歲高齡的席別頭在病床上得知這一消息後，當即委託家人捐款1千元。席別頭深知：對知識的追求，對愛的渴望和對人類苦難的悲憫，使人類走向文明。沒有知識，人類不會進步；沒有對苦難的悲憫，人類將忘記過去；而沒有愛心，人間將是一片荒漠。

    1995年，襄樊市舉辦首屆諸葛亮文化節，席別頭從收音機裡聽到這一消息後，當即乘車把1千元捐款送到文化節組委會，組委會把他作為特邀嘉賓請他在開幕式的主席臺就坐。

    1996年，市委、市政府號召全市幹部職工為王甫洲獻計出力，席別頭再次捐款1千元。這就是席別頭，他總是這樣告誡子女：“錢是生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們現在憑手藝掙錢，還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對國家和黎民百姓，他慷慨解囊，而對自己的子女，他卻十分苛刻。七子結婚時，一般人家的父母都已時興給兒女添置冰箱、彩電什麼的，可席別頭卻給兒子送了一台他和老伴看了許多年的14英寸的黑電視機。他用這種特殊的方式教育子女千萬不要忘記艱苦奮鬥的老本經。三子席連根、四子席連忠、七子席連勝的論文分別在河南洛陽、湖北武漢參加國際和全國中醫骨傷學術研討會時，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如今，他的8個子女，有5個醫生、2個先生(教師)。

    1997年7月，席別頭老人在彌留之際對子女們再三囑咐，要讓氏骨傷代代相傳，救死扶傷，多做善事，千萬不要忘記古人說的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席別頭老人就這樣寧靜而安祥地走了，享年84歲。

    當我在孟秋時節的午夜時分思考怎樣對席老先生的一生作一評估時，我在想：作為“骨傷聖手”和“大刀王”，席老先生是經歷過大痛苦、大憂患、大徹悟和大歡愉的人，但他矢志不愉的救死扶傷、濟福行善的思想行為卻使我的淺陋的語言顯得蒼白無力。
    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好：“博大的人，應與天堂之極樂和地獄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經，應該與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