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平路1號，上海老洋房裡的金融世家 - 席記

當時的西方人跑到神秘的東方來做生意，難免會人生地不熟，這往往會造成一種後果——水土不服。所以他們需要中國人充當幫手，為他們或採購或管事，也就是說，為他們在中國做生意充當“二傳手”，否則他們就會處處碰壁。於是，康白度（葡萄牙文Comprador的意譯，原意是採辦人員，中文翻譯為買辦）就這樣出現了。

嚴信厚的寧波前輩穆炳元就是靠當買辦發了大財。他原是清軍的一個小頭目，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定海戰役中，成了英軍的俘虜。英國人把他徵集到英艦上打雜，並有心栽培，教其貿易方法。隨著英國人在上海大舉登岸，為其充當翻譯和總務的穆炳元便派上了大用場，承擔並包攬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貿交易。姚公鶴的《上海閒話》載：“無論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為之居間。”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這一優勢，在華洋交易中巧取豪奪，積攢成巨富，一躍而成為上海的頭號聞人。

這種經歷難免讓人豔羨。看上去，給洋商當買辦像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就像今天很多白領都夢寐以求的一份外企高薪職位。但是，別忘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對外敵入侵，民族情緒也一直在反彈的過程中，尤其是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更是在“扶清滅洋”的口號下以一種極端的表現將其發洩出來。所以，那時為洋商打工實在是一個“高風險”的工作，很容易就會被貼上一個一輩子都洗不脫的標籤：漢奸。這個標籤似乎已成了買辦們的“原罪”。罵他們漢奸，不僅僅是仇富行為，而且已經成了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加上他們幫助洋行販賣鴉片，這更讓買辦的身份和地位染上了負面色彩。曾國藩曾不無嘲諷地稱買辦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極而言之者將買辦、通事、娼妓、流氓列為一類，屬社會敗類，最卑鄙無恥之徒。章太炎論‘革命之道德’，按社會職業分道德人品高下，將洋行之‘雇譯’歸入末位，貶之為‘白人之外嬖’”。

這也是唐廷樞、徐潤願意放棄自己在洋行的高薪工作，在李鴻章的召喚下，1873年到輪船招商局主持工作的重要原因。他們從洋行跳槽，絕不是從“外企高管”到“國企經理人”那樣簡單，裡面無疑充滿了民族感情的考量。這種感情在唐廷樞的就職宣言中顯露無遺，他這樣大聲疾呼：沿海之間的運輸貿易之利全歸中國自身所有，豈非更為優越？

事實上，唐廷樞、徐潤在輪船招商局的成功，也得益於他們在洋行的鍛煉。更多的人也因此把當買辦看成“借洋雞生蛋”的過程。等自己有了本錢，再跳出去單幹，不失為一種很好的選擇。他們在擺脫洋雇主之後，努力發展自己的老本行，最後成為洋商的主要競爭對手，乃至成為鉅賈。這些大買辦在各個通商口岸的鴉片、絲茶、洋貨、錢莊以及船運等許多領域保有龐大勢力，有些地區的徵稅大權也落入了買辦之手。

洞庭幫中的“洞庭”不是湖南洞庭，而是江蘇蘇州的洞庭，它是太湖七十二峰的組成部分，分為東山和西山。所有面積加起來，只有不到200平方千米的地方。想像一下，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山區，耕地稀少，若想活路，不去經商，又能如何？事實上，當年的徽商也是這樣被逼出來的。

較早把洞庭商人當作一個群體看待的是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話說兩山之人，善於貨殖，八方四路，去為商為賈。所以江湖上有個口號，叫作‘鑽天洞庭’”。算來，有這一稱法，當不遲於17世紀前期（明代天啟年間）。儘管其只是中國地域最小的一個商幫，但在商業上的影響力還是讓人們願意拿其與徽商並稱。

而在這鑽天洞庭之中，生意做得很好很出色的就有王、翁、許、席幾家。此“席”，便是席正甫、席德柄家族，故稱“洞庭席氏”，又因為主要是在東山，又稱“東山席氏”。不過早期的他們，做的還是傳統生意——經商、販運、做買賣；主要商品是糧食絲棉、茶木典鹽……這也是洞庭幫以及與之齊名的徽商共同的經營範圍。帝國的朝代已更替了幾個輪回，中國傳統的商業文明還幾乎是停滯不前。而中國的商人們，同樣秉持著簡單初級的勤勞勤奮的文化觀念，小心翼翼地活著。

中國的農業帝國文明，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雖然可以通過規模效應來形成對前資本主義西方的優勢，但在西方進入資本主義商業文明之後，中國傳統的商業文明於對抗中就一下子顯得弱不禁風。雖然在184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仍是世界第一，但日後卻是每況愈下。從這裡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席正甫所效力的滙豐銀行，1864年才在香港發起成立，次年在上海的分行才開始營業，但其很快就在中國取得了“金融霸權”，讓中國的票號、錢莊都臣服於自己的腳下，成為自己的附庸。

對比銀行與票號、錢莊可以發現，這個西方的產物具有錢莊和票號所不具備的現代性優勢。比如，錢莊和票號在組織上和經營上是以家族關係、鄉土關係及幫派關係為聯繫紐帶，以血緣誠信為基礎的，而銀行則是股份制，大家靠契約關係團結在一起；錢莊和票號靠信譽存活，銀行卻需要抵押擔保。靠信譽雖然能滿足中國人虛無的道德感，但一旦遇到天災人禍信譽破產，往往讓錢莊或票號陷入泥沼甚至萬載不復。銀行需要抵押擔保雖然很冷酷無情，但卻能將自己的風險控制在很小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錢莊和票號往往故步自封，只做匯兌、拆借生意，而銀行卻嘗試將錢借給企業，甚至進行股權投資，讓手中的錢變成真正的“資本”。

正是因為看到銀行有著不可替代的功效，加上外資銀行在中國猶如“貪吃蛇遊戲”似的，不停地吞下豆子，而蛇身不斷變長，盛宣懷出於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擔憂，創辦了中國人自己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儘管“用人辦事悉以滙豐為准”，但身為滙豐買辦的席正甫並沒有介入，席家既未投資入股，也無人出任要職。明裡暗裡，席正甫把中國通商銀行當成了滙豐的競爭對手。但這並不影響他和自己的江蘇老鄉盛宣懷的友好關係。像席正甫這樣成功的買辦，需要維護好各種關係，處理好各種明裡暗裡的利益。事實上，他能在滙豐銀行站穩腳跟，也正是因為善於經營中洋和官商關係。

1874年，清政府面臨沿海防務上的危機，打算向滙豐巨額借款經營海防，數額高達200萬兩白銀之巨，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國銀行借款。時任滙豐買辦的王槐山認為此事風險太大，於是求席正甫辦理。其時席還只是滙豐銀行裡的小人物，王槐山此舉有拿他“頂雷”的意思。但席正甫意識到，朝廷有求於滙豐，正是滙豐與朝廷建立關係的良機。在他的操作下，滙豐開創了政治貸款的先例，既得到了很高的利息，又搭上了李鴻章的關係，日後還多了位左宗棠。雖然左、李是政治對頭，但他一個都不得罪。從此，滙豐等外資銀行代替已顯頹勢的山西票號，成為朝廷的金融合作夥伴。而席本人，也在王槐山因病辭返之後，順理成章地坐上了第二任買辦的位置。從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向滙豐銀行借款17筆，絕大多數是由他一手經辦。同時，在他居中斡旋下，滙豐銀行先後經辦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主要鐵路幹線的貸款，其獲利之厚令人吃驚。這也進一步印證並彰顯了銀行比錢莊和票號更具有優勢這一論斷。

席正甫能當上滙豐銀行的買辦，開啟自己人生的傳奇，其意義並不在於能為洞庭席氏賺下多大的產業，而在於他通過把控滙豐銀行，進一步觸摸資本主義商業文明的命脈。也正因為他的存在，洞庭席氏乃至洞庭幫有了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可能，這也是洞庭席氏能在中國金融業顯赫百年的基礎。日後，依賴壟斷權力發跡的，既有以“以布衣交天子”而洋洋自得的鹽商江春，也有“紅頂商人”胡雪岩這樣的徽商，但他們終因權力的翻轉而漸趨式微。更糟糕的是，由於習慣依靠壟斷權力獲得大把利潤，也讓徽商早早喪失了進取精神，使得他們在面臨大的變化時很難應對。從此，再也不見“鑽天洞庭遍地徽”。

這既是中國傳統的商業文明的弊病，更是對洞庭席氏乃至洞庭幫的警醒。席正甫游走于各位高官之間，甚至在李鴻章保舉下，接受了二品銜紅頂花翎，成了胡雪岩之外的又一個紅頂商人。或許在轉型過程中，誰也不能免俗，與權力劃清界限。但是，如果拿捏不好這個度，轉型也必將功虧一簣。

除了通過銀行業務往來編織關係網絡之外，席正甫還通過聯姻，將關係網加深加固。席正甫弟弟席素恒的女兒嫁給了蘇州王家老太爺王漢槎的兒子王憲臣，而席裕昆迎娶了王憲臣的姐姐。這種你嫁過來我嫁過去的兒女姻親，捆綁起來的不僅是姻緣，更是利益。它們由此長成了盤根錯節的參天大樹，任誰都很難一口氣刮倒。

這樣勢力龐大的家族，在住房上肯定不會太低調。儘管不知道席德柄住進東平路1號的確切時間，但這座花園洋房大概是建於1913年。按照席家後人的記憶，席正甫的幾房後人一開始是在英美租界居住的，後來才到法租界購置物業。從外面觀察，這座花園洋房被黑色的雕花鐵柵欄圍住，襯著奶黃色的牆壁，紅色的屋頂，在視覺上十分出挑。洋房內部裝潢非常講究，還有西洋古典式壁爐。另外，只要是在有木質裝飾的地方，就有精美的雕花，精緻得讓人恨不得取下來，細細把玩。在洋房底層的南邊，原有一道漂亮的內廊，從這裡望出去，還可見一片寬闊平整的草地。它顯然是玩耍的樂園，散置著休閒的遮陽傘、小巧的竹椅竹凳。當時還應有孩子們的玩具。更醒目的是，草地上還有一個網球場，朋友們來了拉上網就可以打球。

給人的印象是，這個來自東山洞庭的後人，熱衷於西式生活。想必他從小就因家人而浸染了“西方”的文化。事實上，包括他在內，席正甫的很多孫輩都被送到國外讀書。席德柄曾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並獲工科學士學位。席德懋則是在1912年自費赴英國留學，1916年獲商科碩士學位後歸國。另外，席裕昆的次子席德炯先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礦科，分別獲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日後還有席裕成次子席鹿笙的兩個兒子與鎬、與錩二人先就讀于聖約翰大學，後赴美國留學，並定居在美國。

在北京政府財政部秘書、清華學校衛生工程師、江海口內地稅務局副局長的位置上轉了幾圈之後，1931年5月，席德柄出任江海關監督、江漢工程局局長。這個階段的他已經開始小有名氣，而且收入不薄，除了住在花園洋房，家裡還有司機、園丁、廚師等五個傭人。席德柄娶的媳婦也同樣來頭不小，是浙江湖州雙林大戶的千金黃鳳珠。婚後生了席與文及七個女兒。這位黃家千金會閱讀外國報刊，會按照美國童星秀蘭·鄧波兒的穿著自己編織成衣，因而做她的女兒很幸福，每次出門，七個女兒都跟七仙女似的，面貌和衣著美麗時尚，總會讓人眼前一亮。

弟弟混得風生水起，哥哥席德懋自然也不落下風。剛回國，他就和弟弟一起合夥做國際匯兌生意。初試身手之後，席德懋又在1925年受聘為上海華義銀行買辦。1928年新中央銀行成立時，受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之聘，出任該行的發行局副局長，不久兼外匯局局長。1934年3月，任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1935年，又兼交通銀行常務董事。這段時間內，他在外匯業務上展現出了過人的能力，打破了以往外資銀行對中國國際匯兌市場的壟斷局面。此後，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席德懋“跳槽”到改組的中國銀行，先是掛名中國銀行董事多年，更於1948年5月間出任了總經理。　　

這個時期的中國金融業也經歷了一個從銀行井噴到蕭條的過程。這也給洞庭席氏的發展帶來了一個“轉折”，那就是當買辦越來越不吃香了。一方面，中國人自己辦的現代銀行越來越多，國家和企業對於外國銀行的依賴越來越小。另一方面，大量的留學生從國外回國，像宋子文這些財政大員本身就是留學生，他們自己就能夠與外資銀行直接溝通和協作，不需要買辦在其中作為仲介了。如此一來，買辦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席德懋進入新中央銀行而後入主中國銀行的一系列動作，也是對洞庭席氏的發展勢頭重新拉升。但當時中國銀行處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之上，他就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簡直就是為自己找麻煩，雖然殫精竭慮，心力交瘁，但隨著國民黨政權的行將垮臺，1949年8月，他也只好以代理理事名義赴美國，參加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復興建設銀行年會，此後即留在美國治病。

席德柄在1937年6月30日，也躋入了“中央”的序列，就任中央造幣廠廠長。和他哥哥席德懋一樣，他以個人之力也難以挽回整個時代的局面——隨後沒多久爆發的抗戰，讓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造幣廠很快就被日軍佔用了，席德柄只好去了重慶，在財政部重慶復興貿易公司當總經理，負責從美國進口戰略物資。而此時，他的妻子和一群兒女仍留在上海。為子女安全和前途考慮，他先後將兒子席與文和兩個女兒老四、老五——席與明和席與萱送去美國讀書。此時大小姐已經病逝，老三席與昭也已出嫁。豈料剛走，太平洋戰爭爆發，誤傳女兒乘的郵輪被炸，妻子黃鳳珠受到致命打擊，身體大虧，虛弱的身子再加上戰時藥品緊張，沒能得到及時有效醫治而去世。一代名門之後就這樣撒手而去，留給了席德柄和子女無盡的傷心。等熬到抗戰勝利，雖然他在1946年2月20日被免去造幣廠廠長的職務，但回到自己在上海久違的家，還是讓席德柄感到很幸福。隨後他出任了上海最大的也是中國第一家麵粉廠——阜豐麵粉廠的總經理。但在一次外出旅遊中，因為車禍，他又痛失幼女席與韻。1948年，他將另兩個女兒席與時、席與景送往美國讀大學。這樣一來，上海除了這座大洋房，似乎再也沒什麼值得他牽掛的了。八年抗戰加上幾年內戰，讓他乃至整個洞庭席氏都元氣大傷。“政局波動，金融行業最容易受到衝擊，席家經營的錢莊、典當或任職的銀行，幾經折騰，大多一落千丈。所以，有人說席家是“成于金融，敗于金融”。退休後他也去了美國，和陳立夫等在紐約郊區經營一家小農場，直到1968年去世。

他留下的房子，在今天成了一個叫席家花園的連鎖酒店的旗艦店。雖然酒店的名字和席家有關，但經營的人已經和席家毫不相干，做的是本幫菜。其中，水晶蝦仁和蟹粉豆腐都是地道的“上海味道”，價格是私房菜的檔次。有一次，席與昭、席與明從美國回上海，就曾去那裡吃飯。席間發現鄰桌也坐著姓席的一家子，父親席德成，兒子席與文竟與她們的兄弟同名，女兒席蓓莉是徐匯區政協委員、徐匯區中心醫院老年科主任醫師，在醫學界亦小有名氣。餐廳還給她們打了九折，不過兩個老太太可不在乎這個。她們還發現，大門口牆上貼著的關於這棟房子的歷史並不準確，上面說房子的主人有兩個，一個是席正甫，另一個是“中央銀行行長席德懿”。事實上，席德懿是她倆的姑姑，而席家從來沒有出過中央銀行行長。她們的伯父席德懋倒是做過銀行系統的高管，但卻是中國銀行的總經理。可是，店家卻沒有更改的意思，她們也就不再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