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是東山稱大族——蘇州洞庭東山席氏 - 席記

洞庭東山席氏是明清以來蘇州著名的世家大族。明末清初的席氏是洞庭商幫主力軍，和翁氏、許氏等東山商人家族一起，使小小的洞庭商幫發展為和財力雄厚的徽商並駕齊驅，在歷史上留下了“鑽天洞庭遍地徽”之諺。清初的洞庭東山席氏聲譽日隆，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唯一到過的蘇州民宅就是席氏府第。太平天國戰事發生後，東山席氏轉移到上海發展，形成了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金融世家，也使洞庭商幫勢力全面超過徽商。在文化上洞庭東山席氏創辦了長達三百多年的掃葉山房，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的奇跡，還曾經把舊中國第一大報《申報》從英國人手裡買回。席氏也是著名的藏書世家，並且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才女。歷代洞庭東山席氏子弟並廣行善舉，使洞庭席氏聲名遠揚。據2005年底統計，蘇州席姓1081人（內城區334人）。席氏後裔今日大量散居海內外，仍然人才輩出。

據唐《元和姓纂》卷十一記載，席氏本為籍氏，春秋時晉國有大夫伯黶，因為他負責管理晉國的典籍，便以籍作為自己的姓氏，屬於以官為氏。伯黶的後代有被周景王斥為“數典忘祖”的籍談，籍談的第十三代後人籍瓌，正值西楚霸王項羽耀武揚威的時代，項羽名籍，籍瓌為了避項羽的諱，於是改籍為席，這便是席氏的由來。漢初遷徙關東豪族，席氏被遷到安定臨涇（今甘肅平涼一帶），因此後世的席氏就以安定為郡望，號曰“安定世家”。

洞庭東山席氏和東山其他大族一樣，都是來自於北方。但是其他大族大多在南宋初期遷入，而席氏早在唐代末期就在這裡安家了，當時唐朝政府在黃巢起義的打擊下搖搖欲墜，時任武衛上將軍之職的席溫對國事心灰意冷，於是便告別了戰火紛飛的北方，舉家遷居到風景秀美的洞庭東山翠峰塢下，環翠峰塢數百畝都為席家田業。他在湖光山色之間安度晚年，後舍宅為翠峰寺，現在祠、寺、墓都湮沒元聞了。在現今流傳的洞庭東山席氏家譜上，席溫被尊為洞庭席氏的開山始祖。席溫之後，其三子席尚、席常、席當依山麓而居，洞庭東山席氏也因此而分為上席、中席、下席三個支派。相傳席溫臨終之時曾告誡子孫：勿為官，勿出山。也許正是由於祖先的這樣一句話，從唐朝末年至明朝中期，席氏子孫大都隱居於洞庭東山的青山秀水之間，過著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生活，安然度過從唐末到明朝的歷次戰亂，偶有子孫外出經營，但大都不成規模。明朝中期以後，席氏和其他東山家族一樣大量外出經商謀生，在經商的過程中，洞庭東山席氏逐漸向周圍地區擴展，如河南太康、鹿邑，安徽鳳陽、泗州，湖廣隨州，江蘇徐州、宿遷、江寧、青浦、常熟及上海、松江等地。以後江浙滬皖一帶凡有席姓者，往往都出自于蘇州洞庭東山。

經過宋、元兩代和明初的沉寂，明代中期席氏勃興。二十八世席端樊（號左源，1566—1645）、席端攀（號右源1572—1638）兄弟，一改其父席洙的恂恂儒者形象，在短暫的讀書生涯之後就全心投入經商事業。席氏兄弟從小就在青浦學習經商之術，席端樊為人機警，工於心計，而端攀忠信勤敏，兄弟兩人彼此互補。父死後，兩人同心協力，派人北走齊燕、南販閩廣，長途販運江南的梭布、荊襄的土靛，經營不到二十年就累資巨萬，名聞京師、齊魯、江淮，成為店、船、車、奴俱以百計“所進數千萬緡”的富商。從此經商成為洞庭東山席氏的家風，子弟“多去文學而趨利”，雖然明清時期席氏科第遠遜于東山王氏、嚴氏等家族，但是席氏卻成為洞庭商幫中最著名的商人世家，歷經數百年而不衰。席端樊之子席本廣、席本久及席端攀之子席本楨均為當時著名商人。席本久在清源、山左、中州、漢口、清溪等地均開有店鋪，而席本楨則跨越大江南北、運河兩岸，西抵漢口、襄樊，北達洛陽、臨清甚至遠及陝西、河北一帶。經營規模也十分龐大，崇禎十五年（1642）他一次就從湖南湘潭運回藍靛三十多船，由於船隊規模龐大，竟被地方官誤以為是流寇的兵船而大為緊張。

席氏家族有著富而好義、關心桑梓的傳統，席端樊兄弟對公益事業都慷慨解囊，特別是崇禎年間蘇州一帶旱蝗嚴重，物價飛漲，饑民載道，席端樊每年平糶不下數千斛。後見平糶還不能解決，他和弟弟分別包乾，貧困者每人每日給粥六合，對老弱婦幼另加照顧，挽救了數萬災民的生命。崇禎末年戰火紛起，又接連遭災，很多地方都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明王朝無暇顧及，這時席本楨拿出八千兩白銀，到災禍較輕的襄樊地區糶米數十萬石，以大船順長江而下，東賑青兗，南散吳越，以一諸生而救活中吳東齊二千里之饑民，聞者莫不驚歎稱頌。席本楨又向政府請求毀家產以佐軍費，明廷特授文華殿中書，後來又升為太僕寺少卿。清兵下江南後，太湖中湖匪橫行，席本楨募鄉勇數千人保護東山，又宰牛載酒，厚贈清軍首領土國寶，使東山得免劫掠。山東兗州東部因戰亂有數十萬骸骨暴露荒野，他募人悉數掩埋。席本楨之子啟圖也在東山置祭田、立義學、賑凍餒、育嬰孺、助嫁娶、施醫藥、修學宮。東山婦女本來不會紡織，席啟圖不但造紡車織具給遠近貧戶使用，而且特意雇人來東山教以紡織之術，還在東山設鋪，低價向山人賣棉花，然後又高價收購布匹，從此東山婦女漸以織布為業，解除了許多貧困家庭之苦，他逝世十數年後東山人還追慕不已。其弟席啟寓亦好施與。錢泳的《履園叢話》中有“席氏多賢”的讚譽。

席氏掃葉山房是自常熟毛晉汲古閣後的民間書坊中經營時間最長、刻書數量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私家刻書機構。清代以前席氏刻書具體情況不詳，清初席啟圖曾以“繩武堂”名刻《畜德錄》二十卷。席氏大規模的刻書源于席啟圖之弟席啟寓，他曾擔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不久辭官回鄉，因為東山居太湖中，就在常熟虞山之南修築別墅，往來於東山、虞山之間。常熟歷久彌香的讀書、刻書、藏書傳統，使他有意追隨前輩風流，他曾雕板印行《十三經》、《十七史》，並以輯刻有唐一代詩歌全集為己任，不惜耗費三十年之精力，以“琴川書屋”名刻成《唐詩百名家集》。康熙卅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時曾駕臨東山席府，席啟寓進呈此集及蘭紅二缸，得到康熙讚賞，自此席氏及其所刻之書聲名遠揚。席啟寓後代分為東山、虞山兩支，常熟一支在藏書刻書方面尤為知名。

掃葉山房大概得名于古人“校書如掃落葉”之句。1918年的《掃葉山房書目序》稱“本號設肆垂三百年”，據此推斷掃葉山房可能創辦於明末（1），與繩武堂、琴川書屋大概是一脈相承的。掃葉山房之名首見於席啟寓之孫席鑒，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席鑒”條稱：“玉照（席鑒字）藏書極富，所刻古今書籍，版心均有‘掃葉山房’字。”掃葉山房光大於三十四世席世臣（席啟寓玄孫），他是乾隆末年欽賜舉人，曾經參與審校《四庫全書》。席世臣嗜古好學，家中多藏書。他刻書以史部為主，並曾購得毛晉十七史書版，將“毛氏汲古閣”圖記挖去，改刻“洞庭席氏”圖記，重印流傳。書業擴大後，在蘇州閶門設掃葉山房書鋪。從此，掃葉山房之名隨所刻書籍行銷天下而傳揚四方。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坊刻本》贊曰：“清時書坊刻書之多，莫如蘇州席氏掃葉山房”，“販夫盈門，席氏之書不脛而走天下。” （2）

席世臣去世後，子孫仍繼其業。清軍和太平軍之戰，掃葉山房書版在蘇垣者，十毀七八。直到光緒六年掃葉山房把經營中心遷往上海，並率先引進石印、鉛印等新技術，擴大經營規模和經營範圍，先後在棋盤街（今河南中路）等地設立營業所，在松江以及漢口等地也設立分店，又把總店遷到滬上，成為很有影響的以刊印古籍為主的出版機構。他們印的古籍，四部皆備，其中有不少是叢書，也有新式圖書，所出版的連史紙線裝古籍，多系石印本，價廉物美，一度風行全國。據1913年《掃葉山房書目》所載，已出書二千多種。據《中國叢書綜錄》著錄，傳世石印叢書有144種，其中席氏一家印的就占18種。但隨著民間更大規模的現代民營出版企業如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等先後出現，古籍市場的萎縮，掃葉山房業務日見蕭條，蘇州分號於1949年歇業，上海總店於1954年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掃葉山房能夠經歷三百年多年的風雨，除資產雄厚和歷代經營掃葉山房的席氏主人皆有經商頭腦外，也由於清康熙帝親臨席宅，對進呈之書大加讚賞以及蘇州大小官吏對席氏給予了某些特權。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廿八日勒石的《吳縣禁書坊印手把持行市碑》雲：“除席元章一坊不加外，每節每人給酒錢三十文”，“如敢故違，許書坊各鋪指名稟縣，以憑究辦”。同治十三年（1874）《書業捐資重建崇德公所碑》中也記載了席威是崇德公所負責人，規定為同業訂正書籍，討論刪原。“有妨工作者，許即指名稟縣，以憑提究。”可見席氏在同業中長期處於較特殊的地位。

洞庭東山席氏還是著名的藏書世家，清代除席啟圖、席啟寓、席鑒、席世臣外，還有席世昌、席恩贊、席璞等人也是著名藏書家。在席氏家族文化的薰陶下，明清時期的席氏女性成員中也湧現了不少才女。在《清代閨閣詩人征略》中就有出自洞庭東山席氏的席文卿、席佩蘭、席淑媛、席蕙文等四位女詩人。如三十四世席蕙文，著有《采香樓詩草》、《自怡集》，以一弱女子而其詩沉雄蒼老。又常熟席佩蘭，有《長春閣集》，其詩不拾古人牙慧，天機清妙，被袁枚收為女弟子。另外還有席筠、席仲田、席香穀等人也是當時著名才女。豪富的席氏家族頗愛結納風雅之士，錢謙益、吳偉業、汪琬、徐乾學等時集其門。席啟寓娶吳梅村的妹妹為妻，吳梅村的一個女兒又嫁給了席啟寓的兒子席永恂。席啟寓還聘理學家陸隴其來家教子。隴其沒，厚賻其喪，為刻遺書，還命席永恂的長子席祜鎬娶陸隴其的孫女。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文化薰陶，後世的席氏逐步增長了文化底蘊，湧現出不少學有所成的家族成員。據《江蘇藝文志·蘇州卷》統計，明清時期洞庭東山席氏家族有作品結集的共四十多人。

洞庭東山席氏還把舊中國第一大報——《申報》從英國人手裡買回。三十八世後裔席裕福，字子佩，青浦朱家角人，為清末買辦。兄裕祺，字子眉，兩人皆精通英語。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人美查在上海創辦《申報》，裕祺任經理。當時各省籌辦水旱捐贈，以申報館為收集捐款的集中點，款額有數萬之巨，由裕祺經管出納，帳目無一差錯，聲譽卓著，《申報》也辦得甚為發達。裕祺任職廿三年後病故，彌留之際力薦裕福任經理。裕福與裕祺一樣，辦事認真踏實。宣統元年（1909年）英人美查回國，申報館由席裕福出七萬五千銀元收買，從此《申報》由中國人自己掌握。當時《新聞報》由美國人福開森接辦，與《申報》競爭激烈，發行量漸漸追上並超過《申報》。1912年，席裕福以十二萬元將《申報》轉讓給史量才。隔了三年，裕福忽又向史要求補償，經法庭判決，補得廿四萬五千元。後來史把《申報》辦成上海最有影響的一張大報。席裕福還先後參與或主持了點石齋印書局、圖書集成局、中國圖書公司等，是近代上海新聞、出版界的著名人物。

東山席氏由商界轉入金融界與其同鄉姻親沈二園有密切關係，上海開埠後不久，沈二園就到上海經商，1860年前後就被上海新沙遜洋行聘請為第一任買辦，成為洞庭東山商人在上海擔任外商買辦的第一人。沈二園之妹嫁與在上海附近開辦錢莊的東山席氏三十六世後裔席元樂（中席左源支敦大堂派）為繼室，沈二園膝下無子，就以席元樂的第四個兒子席素恒入嗣為子。席元樂共四兒，前妻生素煊、素貴，繼妻沈氏生素榮、素恒。此前的席元樂僅僅是舊式錢莊老闆，正是他的四個兒子完成了席氏由傳統錢業走向近代金融世家的轉型。

先從席素恒說起，他過繼給舅舅沈二園之後，改名沈吉成。沈二園死後他繼任新沙遜洋行買辦，沈吉成由於在席家排行第四，當時人便稱他為沙遜阿四。沈吉成死後，由他的兒子沈增榮繼任新沙遜洋行買辦。沈氏祖孫三代在新沙遜洋行當買辦前後達三十五年，積累了巨額財富。沈吉成在1906年過世時，在上海的遺產估計達500多萬兩銀子，其中房地產價值近270余萬兩，現銀110余萬兩，另外還有綢緞局兩家，典當兩家。在其七終祭奠時，沈家在上海南京路逢吉裡兩端搭蓋東西轅門和吹鼓廳迎送賓客，如此顯赫的場面和影響交通的做法在上海公共租界管轄的南京路上是不允許的，但是竟然得到工部局的默許。沈吉成的女婿王仁榮（憲臣）早在1894年起歷任中華匯理銀行副買辦、新沙遜洋行副買辦，從1907年起連續三十年擔任麥加利銀行的買辦。另外一個女婿黃振之在1903——1907年間也擔任了俄國人在上海開辦的華俄道勝銀行的副買辦。

席元樂的四個兒子中以次子席素貴（正甫）的名氣最大，席氏能夠壟斷上海買辦行業，席正甫功不可沒。1857年，19歲的席正甫和兄弟為躲避太平軍和清軍的戰火，一起從蘇州到上海。不久他就自開了一家錢莊。1866年，在舅舅沈二園的大力舉薦下，懂英語的席正甫當上了英商滙豐銀行的跑樓。1874年，席正甫代表滙豐銀行與清政府成功地簽定了200萬兩10年期的“福建台防借款”，開創了滙豐銀行政治貸款的先例，將該行從財務窘境中解脫了出來，也使席正甫從此得勢，既當上了滙豐銀行買辦，又受到了清朝大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等的賞識。為了獲得巨額貸款，他們爭相拉攏席正甫，李鴻章還特意上書朝廷，替他保薦官職，席正甫獲得二品銜紅頂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職。他倚靠與清廷的關係和滙豐銀行買辦的身份，左右逢源。從1874~1890年，清政府向滙豐銀行借款17筆，絕大多數是席正甫一手經辦，他由此得到了大量傭金，而滙豐銀行業務也蒸蒸日上，對他優渥有加。19世紀80年代，滙豐銀行某大班在一事上與席正甫發生衝突，席正甫一氣之下辭職，滙豐銀行總行堅決不允，不僅專門來信挽留，還撤換了該名大班，使席正甫穩坐買辦交椅長達30年。當時上海錢莊為了獲得流動資金，常常向外商銀行借款，再用這部分錢貸給大小商號以獲取利潤，由於席正甫掌管了滙豐銀行借款的簽字蓋章權，幾乎所有的錢莊都要求他入股，或聘用他介紹的人當助手。同時，席正甫廣泛投資錢業、銀樓、典當、金號，還在浦東、南京路、鳳陽路一帶購置了眾多的房產。1905年，席正甫壽終正寢，祭奠之日，從外灘到鳳陽路席家，沿途各個路口都搭了白布帳棚，中外商家及一些外國銀行的門口，都設置了壇台路祭，公共租界巡捕還武裝護送這支送殯隊伍從南京路上通過，當時在上海灘死後能夠享受這種待遇的買辦，也僅席正甫一人而已。

席正甫死後，長子席裕成繼任買辦近二十年，再傳給兒子席德濬（1923——1929年）。執上海金融界牛耳的滙豐銀行，買辦一職由席家祖孫三代擔任了55年（1874—1929）。席正甫的次子席裕昆於1908——1911年任營口大清銀行經理。席裕昆的兒子德熏曾任美商運通銀行副買辦。席正甫第三子席裕光先後任美商寶信銀行買辦、戶部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大清銀行上海分行協理。席裕光的兒子席德懋歷任華義銀行買辦、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和中國銀行總經理。席裕光的另外一個兒子席德炳曾任上海中央造幣廠廠長。席正甫的第四子席裕美曾任台維銀行買辦。席正甫的第五子席裕奎歷任大清銀行漢口分行經理、英商滙豐銀行副買辦、日商住友銀行買辦、英商有利銀行買辦達32年。

席元樂的另二個兒子也實力不弱，大兒子席素煊（縉雲）曾任英商麥加利銀行買辦間司帳，他的兒子席裕康歷任英商麥加利銀行副買辦、買辦，俄商華俄道勝銀行買辦、法商中法工商銀行買辦達四十餘年。裕康去世後其子席德淵繼承中法工商銀行買辦之職，後來還任瑞士商某輪船公司買辦。裕康另一個兒子席德淕（濟群）曾任美商信濟銀行買辦。裕康還有一子席德鋆，曾任俄商華俄道勝銀行跑樓、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席元樂的三兒子席素榮歷任德華銀行買辦、英商有利銀行買辦、華俄道勝銀行買辦。其女婿葉明齋自1893年開始擔任日商橫濱正金銀行買辦達25年。

席家在中國人自辦的官營、民營銀行中出任經理、副經理和其他高級職員的也很多。席氏家族又將積累起來的鉅資開設錢莊、紗業銀行和惠豐銀行。席姓家族除從事金融業外，經營活動還遍及其它領域，像席春元的席華豐絲棧、席守愚（三十七世，屬右源後裔）的大綸綢局，在上海絲綢業中都是赫赫有名的，席守愚還當上了上海緒綸公所會長，成為上海綢緞業的領袖。再如席德燦的阜豐麵粉廠，席裕成投資公益紗廠和浦東的灘地等，席素煊也在逢吉裡、長吉裡、永吉裡等處從事房產經營。

洞庭東山席氏家族和當時的達官貴人關係也極為親密，如席正甫和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盛宣懷、袁樹勳等都有很好的私交。其三子席裕光則與陳立夫、陳果夫締姻。席正甫孫子席德懋也和宋子文結為姻親。席氏的其他姻親洞庭東山王氏、沈氏、嚴氏，徽商胡氏等也都是當時有名的富商，他們也多借助席氏之力出任外國銀行的買辦。據統計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外商在上海開設有較大影響的銀行和洋行二十多家，其中十三家外商銀行由席氏家族（包括女婿）中的23人先後擔任買辦，兩家洋行的買辦由席家中的5人擔任，這在近代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因此19世紀末流傳著這樣一首口諺：“徽幫人最狠，見了山上幫，還得忍一忍。”有錢有勢的洞庭東山席氏家族成為上海灘上風雲一時的金融世家。

據家譜載，洞庭東山席氏從明代末期的二十八世席端樊、端攀兄弟開始，輩分為“端本啟永祜，紹世存元素。裕德與時行，秉維昌爾祚。”從明末直至民國，該家族富商大賈輩出。1949年前後由於政治等原因，席氏子孫開始大批遷居海外。也許是傳承了數百年來那種勇於開拓奮進的家族精神的緣故，如今海內外的洞庭東山席氏家族成員湧現出了一大批傑出的精英人物。據《東山鎮志》統計，僅當今在大陸各地的科技、教育、衛生界就活躍著近三十位具有正高職稱的洞庭東山席氏家族成員，在政界、工商界及文化界也有多名席氏家族成員取得了重大成就，而遷居海外的席氏家族成員中也湧現出了不少出類拔萃的人才，他們在21世紀的今天繼續創造著洞庭東山席氏家族新的輝煌。

啟園位於洞庭東山東部，為席啟蓀（名裕昆，1871—1943）始建。席啟蓀歷任上海鼎成等錢莊經理，三十年代初曾購置柴油輪船開闢東山航線。1933年為紀念其祖上在此迎候康熙皇帝而興建此園。該地原名葉家浜，是太湖邊種稻養魚的十餘畝窪地。席啟蓀買進後在臨湖一邊挖土，擴展到40餘畝，耗資十萬（當時幣值），歷時3年規模大具，又名席家花園。但這時因經營的錢莊倒閉而停工，將園售給後山徐介啟抵債，故名啟園。園成後，園主的汽船從太湖開來，可從臨湖堤橋下入園，園中的四面廳、複廊、轉湖、假山和新樓無不掩映在波光嵐影、花木扶疏之中。遙望園外，巍峨的莫厘峰和無垠的太湖，以及與波升沉的島嶼，盡收眼底風光無限。

天香小築位於人民路858號，原為江甯籍、陸軍中將蘇謙1920年所建“蘇莊”。1931年左右轉讓與席啟蓀，席改建為中西合璧式花園別墅，現有面積2400平方米，建築面積1033平方米。住宅在西部，主樓屋頂為硬山式，覆以綠色琉璃筒瓦，各樓上下相互以廊貫通，地面鋪築花街。門窗格扇裙板雕刻花卉、古錢、鳥獸等圖案，以及歷代名家書法。園在主樓東側，占地1000平方米，樹木蔥蘢。池北亭廊曲折蜿蜒，舊時園內山石如怪獸踞伏，故稱百獸園。現歸蘇州圖書館。

　　席啟寓等續修《洞庭東山席氏世譜八集附席氏常熟支譜系一卷》、《太湖備考》、朱彝尊《工部主事席君墓誌銘》、《洞庭東山旅滬同鄉會卅周年紀念特刊》、曹聚仁《上海春秋·報坊舊話》、薛利華著《洞庭東山掌故》、沈炳榮主編《東山鎮志》、張仲禮、陳曾年著《沙遜集團在舊中國》、馬學強著《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傳》、甘蘭經《蘇州洞庭東山席氏》、虞蘇強《關於“天香小築”的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