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記

标题: 席氏家族的“上海時代”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7-1-25 11:05
标题: 席氏家族的“上海時代”

19世紀中葉洞庭席家子弟開始大量遷移上海，這裡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方面是因為鴉片戰爭爆發，上海等辟為通商口岸，當時整個中國處於“千年未遇之變局”；而另一個更為直接的因素是隨後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長江沿線、運河通道，戰火彌漫。而沿江沿河原來是洞庭席家人行販的重點區域，“初我山人素善賈，精華萃江皖淮徐間”，戰火蔓延，商業蕩然，他們的生財之路斷絕，兵荒馬亂，無所謀食，他們轉輾徙業，來到了上海。再加上太平軍、清兵交戰，波及東山，導致更多的席家子弟前往上海避難。以後，席家許多人的生活，就與上海這座城市的發展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近年來，在家族史的研究中存在的一種傾向是，過於集中在對幾個核心人物或關鍵人物的關注，焦聚於“點”，而忽視了整個家族的“眾”。洞庭席氏家族傳至近世已有三四十代，子孫繁衍，人數眾多，面對這樣一個大家族，在關注滙豐銀行買辦席正甫這些中心人物的同時，也要廣泛地收集家族其他成員的資料，尋覓他們的事蹟。在彙集了各支、各房資料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事實上近代在上海的洞庭席氏子弟，支脈紛繁，從事的行業也多，各顯神通。在上海，席家迎來了一個諸業俱興的時期，這也可以稱之為洞庭席家的“上海時代”。

開埠後的上海，洋行林立，商鋪鱗次櫛比，中外貿易空前活躍。席家人來到這個生機盎然的通商口埠，機會增多，但也面臨著更多的挑戰，這裡與他們以前到過的傳統城鎮畢竟已大不相同。初來乍到，不少席家子弟仍從事他們熟悉的行當，同他們的前輩一樣，操紗布業，或販運絲綢，經銷海鮮及煙糖雜貨。在中外商賈充斥、競爭日趨激烈的上海，市場複雜多元，經營手段也多種多樣，憑藉傳統經營方式而大獲其利者，仍大有人在。同時，新事物、新情況也在不斷湧現。

席家在上海最有聲勢的是在金融業，包括開設錢莊，在外資銀行充當買辦，繼而在國內銀行擁有一席之地。

19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後，出現一批洞庭東山人去錢莊學業，此有深刻之背景。當太平軍進攻蘇州一帶，洞庭東山的富室巨賈紛紛避難於滬上，並將資產轉移到這兒開辦起錢莊，由此即吸引了洞庭山同鄉來錢莊謀事習業。錢莊之業，除少數獨資，大多為合夥組織。有時資本多寡倒無關宏旨，但信譽特別重要，“全恃合夥人身家信譽如何為斷。盡有出資不過萬兩，而墊資多達數百萬兩者”。經過一段時間的經營，“洞庭山幫”在上海錢莊業中聲名隆起，而這大約在19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之後。據《上海錢莊史料》記載，洞庭山的嚴氏、萬氏、席氏、王氏、葉氏等家族於1880年之後在上海獨資或合資開辦的錢莊有數十家。在洞庭山幫中，席家開設的錢莊也佔有一定份量，他們在各個時期都開設過錢莊。在席氏子弟中，還出現了多位專門經營錢業的人才，如席季明、席潤身、席啟孫等。

洞庭席家是近代中國聞名的銀行買辦世家，在這個家族中，不唯席元樂一脈的席正甫這一房當買辦者多，其他幾房，大房席嘏卿（其子席錫蕃）、三房席縉華及過繼給他人的四子素恒（即沈吉成），出任買辦者也眾。於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為中心，洞庭山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親戚、同鄉的關係，結成一個頗具勢力的“銀行買辦集團”。近代上海外灘一帶，十裡洋場，是中外注目的地方，那裡集中了眾多的外國銀行。從外白渡橋一路走來，依次是：英商之滙豐銀行，黃浦灘12號；德商的德華銀行，黃浦灘14號；華俄道勝銀行，黃浦灘15號；英商麥加利銀行，黃浦灘18號；日商橫濱正金銀行，黃浦灘31號，還有東方匯理銀行、有利銀行、寶信銀行、住友銀行、運通銀行、中法工商銀行、華義銀行，……。這些“傑閣崇樓”的外資銀行都“招請華人共主張”，其買辦職務，不少是由來自太湖之濱洞庭東山的席氏家族子弟或與他們有姻親關係者充任。洞庭席家有數代，如果加上幾個女婿，計有十多人，他們先後在上海主要外資銀行擔任買辦。

席正甫、席立功、席錫蕃，這些名字的背後，聯繫著的是一個個赫赫有名的外商銀行。而銀行買辦與錢莊主相結合，便構成近代金融界的一股新力量。其結果，使原本在上海不見經傳的洞庭山幫，異峰突起，令許多老牌商幫刮目相看，不敢小覷。在外國人創辦的眾多銀行中，買辦這個重要職位長期為洞庭人所把持。於錢莊方面，由於近代錢莊與新式銀行存在著難以分離的密切關係，所以，又使洞庭山人在近代上海劇烈的錢業競爭中佔據優勢。

自19世紀中葉外商在華開辦了一批銀行，此後很長一段時期，沒有中國人出來開設這種現代金融機構。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盛宣懷設立中國通商銀行，才出現了中國第一家銀行。該行設立之初，參酌外商滙豐銀行成例，由各總董共同擬定中國第一個銀行章程。但中國通商銀行是一家商辦銀行。1905年，設戶部銀行，我國始有國家銀行。之後，中國人自辦銀行漸多。國內銀行始興，敏銳的洞庭席家人便捷足先登，前去謀職。

因為在外國銀行任職多年，席正甫、席立功父子非常瞭解新式銀行與中國傳統錢莊之區別，所以，在國內政策鬆動，允許開設銀行之際，他們有心投資於銀行。在盛宣懷籌辦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因與他關係密切，多有幫助，通商銀行在許多方面即參照滙豐銀行之成例。光緒三十年（1904年），戶部草擬試辦銀行章程三十二條，鑒於席正甫在外國銀行的豐富經驗，邀其參與籌建戶部銀行。其間，席正甫與一些籌建人員相識。第二年，戶部銀行總行在北京正式創設。同時，在上海、天津、漢口、廣東、四川等處分設支行。可惜，那一年，席正甫去世了。戶部銀行額定股本為庫平銀400萬兩，每股100兩，分為4萬股，戶部認股半數，另一半任私人自由入股，“其餘募之於官民”。為官商合辦之銀行。因為席正甫曾參與其事，知道內部情況，所以他的幾個兒子都先後入股投資。長子席立功在該銀行陸續開設了幾個股戶，合計有1320股。戶部銀行上海分行成立後，曾為寶信銀行買辦、席正甫的第三個兒子裕光即出任該行副經理。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改稱大清銀行，席裕光即任大清銀行上海分行協理。值得一提的是，席裕光的另外兩個兄弟，也在戶部（大清）銀行的其他分行任職，其中弟弟席裕奎（字聚星，席正甫六子），於1906-1907擔任戶部銀行漢口分行經理；哥哥席裕昆（字友于，席正甫次子），1908—1911年間任大清銀行營口分行經理。

這是中國國內銀行的初創時期，洞庭席家占得先機，所以，他們在銀行界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並保持了很長一段時期。席立功後繼任滙豐銀行買辦，因為在銀行業方面經驗豐富，一些華商銀行在籌建時均邀其參與。1912年，江蘇銀行創立，總行設在上海，席立功就是該行的董事。席聚星曾擔任中華勤工銀行的監察，該行系樓恂如、王正廷、穆藕初等所發起，於1921年11月開業。席裕光有兩個兒子，即席德懋、席德柄。德懋、德柄兄弟在民國時期上海的金融界都是名聲響亮的人物。

洞庭席氏家族迅速在國內銀行中產生影響，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席德懋一家與宋子文家族很早就有聯繫，席德懋原與宋子文同過事，後他的女兒梅英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席德柄與宋子文又是在美留學的同學，關係自然非比尋常。1949年中外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豪門》一書，解析民國時期宋氏等家族財團的形成，“中國的財富，聚集在宋家的周圍，用血緣與裙帶，聯成了一個中國式的獨佔財團。” 宋子文能由財政而金融，再由金融而控制實業，在他出任董事長的中國銀行“實為第一台柱”。在中國銀行裡，宋子文所倚重的人物之一就有來自洞庭席氏家族的席德懋：“中行南派另一人物為席德懋，字建侯，江蘇吳縣人，現年五十餘。他的父親為滙豐銀行職員，有買辦淵源。席進銀行界已三十多年，曾任宋時代的央行業務局長，後來則為中國銀行董事，長期在紐約，管轄中國銀行海外分支行。他為宋在海外的重要代理人，現任央行理事，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國代表。”席德懋之所以能成為民國時期金融界一位具有相當影響的人物，很關鍵一點，即與席家人長期以來在外商銀行中所形成的地位以及在錢業中所擁有的實力有著密切關係，其中也包括他們在外商銀行工作時所積累的豐富經驗。

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後，一些席家子弟已發展到參與開設銀行。據不完全統計，由席家人合作開辦的銀行有：（1）惠豐商業儲蓄銀行（惠豐儲蓄銀行），席季明與人組織，1932年創辦，資本額20萬元，經理為席季明。1937年停業。（2）上海紗業銀行。為了解決紗業同仁的資金問題，以及行業的更好發展，1942年5月，席少蓀與紗業同人聞蘭亭、唐志良、顧錫堃、張雨蒼等發起籌備上海紗業銀行。8月該行成立，10月20日正式開業，資本額500萬元，行址在大上海路（今延安東路）142號。上海紗業銀行董事長為聞蘭亭，席少蓀、唐志良兩人為常務董事，駐行。（3）中國商業銀行，李澤、沈長賡、葉扶霄、王毅齋、席季明等參與創辦，開業於1943年，資本總額2000萬元，席少蓀在中國商業銀行中任監察人。洞庭席家向上海各金融機構全面滲透。

明清時代，洞庭席氏家族湧現了不少名商巨賈，與諸商競雄於南北，在商業史上留下濃重一筆。至近代，在上海當買辦，開錢莊，經營新式銀行，從錢莊到銀行，從外資銀行到國內銀行，開新創業，從而在通商大埠上海“占金融界一部份雄厚勢力”。席氏家族在近代商界地位的確定，很大程度是由這個家族在金融業中所具有的勢力與影響力。

席家人在上海也有繼續從事他們的傳統行業，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在人們的印象中，席家人做買辦，進洋行，出入洋場，經銷洋貨，更多的是與“洋”字沾邊。這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同時，也有不少席家人仍在他們熟悉的領域從事經營活動，並根據近代市場的發展，有所調整，有所創新。如棉布棉紗，這是席家人經營了數百年的老行業。在近代上海，東山人銷售土布棉紗者還有不少，席家子弟中也有幾位，如一個叫席伯康的商人，就與人合作在南市開設過志康土布商號，有一定的銷路。近代上海棉紡織業發達，但這個市場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很不穩定，大起大落，許多商號經常因為市場的劇烈變動而破產。席少蓀早年來滬經商，主要從事棉紗貿易，他在棉紗市場經營多年，頗有一套，“業棉紗，有聲于時”。他曾擔任上海紗業公會執行委員。1942年5月，席少蓀與紗業同人共同發起籌備上海紗業銀行，這主要是為了適應新形勢，解決紗業同仁的資金問題，以促進行業的更好發展。另有席元亨1922年在上海開設和大棉行，從事棉花進出口業務，生意興隆時還在漢口等地設立了分號，在青浦有棉花基地。

在經營絲綢業方面，席守愚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席守愚，名素長，生於光緒元年（1875年），東山葉巷村人，他是右源公的後裔。雖然出生在一個經商的家庭，但由於父親早逝，席守愚小時候的家境非常貧寒，依靠祖傳餘屋之租金，還有族中義莊提供的撫恤金度日。在族人的幫助下，席守愚就讀於東山的葉家私塾。他珍惜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刻苦勤奮，學習成績優良。16歲時，席守愚經同鄉、親戚的介紹來到上海，先在一家綢緞店為學徒，做事勤快，為人厚道誠實，受到師傅們的喜歡，後升為帳房。之後，他一直在上海大綸綢緞局工作，歷任總帳房、經理、總經理。大綸綢緞局位於河南路401號。席守愚經營有方，規模逐漸擴大，在南京路拋球場口等繁華地段都開設起店鋪商號。大綸綢緞局在一些地方也做了廣告，“綢緞呢絨，花樣齊全，男女時裝，樣式新穎”，從經營絲綢呢絨，發展到男女時裝的製作、銷售。大綸綢緞局在當時號為“綢業先進”。無論是為人還是經營，席守愚口碑俱佳，在本行業中頗負聲望，被視為上海綢緞業的領袖，被公推為上海緒綸公所會長。

這裡，還要談到席家長期經營的典當業。在江浙一帶，如常熟、昆山、松江、青浦以及川沙等地，原有一些洞庭席家人經營或習業的典鋪。隨著上海的通商開埠，整個江南的經濟中心發生轉移，一些人就將典當業務移遷到上海。如席素鐸，字微三，他家在清代就在川沙一帶開設過同德等典當，席微三從小習典當業。另一個行業是銀樓業，在這方面做得較好的是席存堃。席存堃，字雲生，生於光緒二年（1876年），東山翁巷村人。席雲生為“存”字輩，與同歲的人相比，他在家族中的輩份是很高的，比席正甫的父親席元樂還高上一輩，都是左源公的後代。席雲生自小穎悟，上海開埠通商後，商賈雲集，席雲生“以為科舉之不切實用，操奇計贏，業乃大盛。”與人合股在上海開設楊慶和發記銀樓，任經理。在銀樓中，也吸引了其他席家子弟的投資。楊慶和發記銀樓，位於河南路154號，由於席雲生數十年誠信經營，遠近聞名。

在文化經營領域，如辦報紙，從事印刷出版業。明清時期，洞庭席氏雖然是一個經商家族，但不輸文采，在藏書、出版方面有著良好的聲譽，其經營的“掃葉山房”名聞大江南北。近代，席家子弟依然對文化事業抱有熱情，在這方面大放異彩的是席子眉、子佩兄弟，他們利用近代上海獨有的環境，辦報紙，設書局，把文化經營推向了一個新的領域。

席子眉，名裕祺，字佑廷，出生於江蘇青浦珠裡，即今上海市青浦區朱家角鎮。他是左源公的後裔。他有一個哥哥，叫席裕祥（字蔭庭），一個弟弟即席裕福（子佩），後出嗣給旁支。子眉的父親席素敏，以經商為業，敦孝友，民國《青浦縣續志》有其小傳。席子眉自幼跟隨父親習賈，雖然其家經商，但家境並不富裕。此後，家庭又接連遭受不幸，繼爺爺病逝後，子眉的哥哥席裕祥和母親沈氏先後去世。稍後，又發生了太平天國運動。十年戰事，對這一帶社會經濟所造成極大的破壞，元氣大傷。朱家角鎮的席家也在這場戰爭中蒙受重大損失。不久，席子眉到上海做生意。他交遊廣泛，喜愛文化事業。19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商業勃興，國內外來滬經商者接踵而來。歐風美雨，西方的事物大量傳播。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英國人安納斯脫·美查（E.Major）與人合股在上海創辦《申報》。在創辦申報之前，美查已與席子眉熟識，“以其性厚重有賢操”，讓他做了報館的經理，即買辦。美查對席子眉非常器重，後分設點石齋印局、圖書集成局等，“命皆攝其事”。出版《點石齋畫報》，籌畫印刷《古今圖書集成》等，不少事情都由席子眉一手經辦。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席子眉以中風病故。彌留之際，推薦其弟席佩子繼任《申報》華人經理。

席子佩，名裕福，是席子眉的弟弟，生於同治六年（1867年）。席子佩是那個時代的活躍人物，在近代中國的新聞、印刷出版史上也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席子佩在青浦朱家角讀了幾年書，因哥哥子眉在上海做生意，也經常去上海。時值太平天國運動平定不久，子佩“亦以家道中衰，不忍常習舉業重為家累，旋亦到申習賈。”席子眉出任申報館買辦後，家境漸漸好轉。哥哥參與辦報，資訊大，交遊廣，這對席子佩的影響很大。在哥哥的提攜下，席子佩很快在上海立足。後繼席子眉出任申報館買辦。幾年後，美查因年事已高，不願久留上海，回國心切，有意轉讓《申報》。席子佩長期在報社，是一個富有雄心的報人，目睹“彼時滬上報紙均為外人所操縱，深切痛心，今以美查亟欲返英”，認為機不可失，於是糾合有志之士，“集資盤受該報”。時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906年，美查正式以75000元代價將《申報》全部產業出讓給席子佩等人。宣統元年（1909年）正式簽訂合同。於是，這張“全國言論中心的申報”成為國人的“言論機關”。由此，席子佩名聲大振。

自辦《申報》後，席子佩遇到了嚴峻考驗與挑戰，這不僅來自新聞界的壓力，其時美國人福開森（J.C.Ferguson）在上海購得《新聞報》出版發行權，其發行量逐漸超過《申報》；同時，報紙因涉及印刷、發行等方方面面，作為國人自辦報業，在資金、設備、技術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困難。席子佩苦心經營，逐漸不支。1912年，以價銀12萬元把申報館轉讓於另一位報人史量才。史量才，字家修，也是青浦人，曾任上海《時報》主筆。1912年10月，史量才正式接辦，自任總經理，但仍聘辦報經驗豐富的席裕福為經理。史量才購得《申報》後，悉心經營，銳意改革，銷量大增。席子佩自賣出《申報》後很懊悔，1915年，聘請律師向上海公共租界公審公廨提出起訴，說他賣出的是報館產業，“申報”兩字商標並未賣與史量才，因此史不得以“申報”名稱出版報紙。結果史敗訴，又拿出20余萬元付給席子佩，作為承購商標的費用。席子佩以勝訴所獲銀於1916年另行創辦《新申報》。但經營不善，辦了一年多而停刊。席子佩在出版領域的貢獻，前面已經談到。

洞庭席家還投資於新興領域，如房地產、近代工礦企業。席家在上海的資本規模在日益膨脹，他們也以此不斷擴展新的經營領域。隨著近代廠礦的出現，一些卓有遠見的席家人也開始投資創辦新式工廠。從更深的社會背景來看，開設新式企業，這與當時上海等地掀起的“實業救國”運動分不開。所謂“商興而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這場運動整整影響了一代工商業者，在這股浪潮中，一些席家商人積極回應。新式的紗廠、綢廠、布廠、麵粉廠等，席家也有人嘗試經營。把商業資本部分轉投近代工礦業，這是一大進步。如席子佩在經營書業報章、出版印刷之餘，還參與經營過大有機器榨油公司。大有機器榨油公司是一家商辦企業，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席子佩與朱葆三在上海創辦，資本約14萬元。另外，席子佩還在淮揚徐所屬各地設立蛋廠七處。晚年，席子佩回到朱家角，開辦了阜豐碾米廠。他以自己的行動提倡實業興國，以利於民生。買辦席立功、席錫蕃在近代廠礦方面也有所投資。1910年，席立功與無錫人祝大椿合資成立上海公益紗廠。1921年，席錫蕃則與金培生、勞敬修在山東即墨投資創辦了魯豐化工廠制堿公司，資本額10萬元。

上海通商開埠之後，隨著新的土地關係的形成，以及近代產權制度的確立，並在一些因素的誘發下，促成房地產業作為一種新興產業在上海迅速崛起，洞庭席家人中也有不少人涉及此業。做得比較成功的是“沙遜阿四”沈吉成。沈吉成不僅是新沙遜洋行的大買辦，還是當時有名的房地產商。沈吉成在配合新沙遜洋行進軍房地產行業的同時，自己也靠買賣房地積累了一筆財富。他在這方面的成功，看似帶有偶然性，實際上很具有典型性。某日，沈吉成與一些英國商人聚會，席間，聽沙遜與人談起英美公共租界準備擴張之事。他敏銳地感覺到這是一條重要消息。回家後，他認真分析了租界現狀，以為向西擴展最有可能。遂當機立斷，傾其所出，果斷地買下了租界以西的一塊土地。果然，不久公共租界拓展，沙遜阿四所購置的土地全部劃入其內。前後之間，該地的地價頓翻數十倍。隨後沈吉成就轉手買出，並將其中一部分資金用於建造商業大樓，另修建了永吉裡、承吉裡、逢吉裡等十余條石庫門里弄。

滙豐銀行大買辦席正甫擁有巨萬財富，在經營房地產方面也顯示出相當的實力。他曾在英租界購置了不少房地，包括：白克路與大通路轉角，有華麗寬大住宅一所，屋旁空地一方，面積達12.3畝；寧波路中段安定裡有房地一處，約1.5畝，等等。這些房地產在席正甫死後多年一直保存著，直到1924年5月進行了拍賣，其中白克路大通路轉角之地，得價銀29萬兩；寧波路中段的那塊地，得價銀9萬兩。他的兒孫們也有很大熱情去投資房地產。據席鹿笙的兒子席與鎬回憶，僅他所知，他家擁有的房地產就有不少：“我的祖父以前建了40個town house，有許多店鋪。有三處地，即福煦路181號、191號，還有安樂村。安樂村是一個里弄，我們在那裡建有一些房屋。181號、191號的地方，我祖父、我父親在這些地方都蓋過房子。後來我的母親對房子進行翻建，變成60個town house …… 這樣，我們共有100個town house。這麼多的房子出租，我們每個月得到的租金很可觀的。”不僅席正甫一支如此，其他各支、各房，都有人熱衷於房地產業。翻閱相關的房產契約檔案，發現洞庭席氏家族在上海擁有的房地產的確非常可觀。

投資工礦業，經營房地產，這些都是近代的新興領域，還有部分席家子弟特別富有經商頭腦，善於開拓新的經營之路。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席玉書，他早年來滬，曾開設中和藥房，經營靈寶丹等中藥。後改營新藥，以此起家。一度經營過押當業，在該行業也有一定的名聲。席玉書性格豪爽，好賓客，結識朋友甚多。在廣泛的交遊中，他也增長了見識。近代上海工商發達，各業興盛，席玉書在仔細考察了各業情況後，認為“代辦事業”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於是，他先創設普益代辦所，以服務社會為主旨，代理婚喪喜慶諸事，兼任代客買辦貨物。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席玉書終於在上海公共租界牯嶺路6號創辦起他的普益代辦公司。牯嶺路位於今天的黃浦區西部，東起西藏中路，西迄黃河路，1914年辟築，以江西廬山牯嶺鎮命名，沿路有禮堂及旗篷、徽章製作等店家，還積聚了明星日報、金鋼鑽報、東方日報等報館。席玉書選擇在牯嶺路開設普益代辦公司是頗具眼光的。中國傳統的婚喪喜慶事務，繁文縟節、鋪張浪費，對相關家庭以及親朋好友，在財力、精力、時間上都很受影響，席玉書針對傳統積習大膽革新，遠見卓識，“實開後世集團結婚、殯儀館及電話購貨等事業之先河。”

精明能幹的席家人在上海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在工商界及其他社會領域，有不少席家子弟被選為委員或擔任職務。清末民初，席子佩、席立功、席德輝（裕光）、席聚星等，都是連續幾屆上海商務總會、商學公會的會員或特別會員。這些會員、特別會員人數並不多，需要具備一定資格與聲望。1906年，席子佩當選為上海商務總會會員。在該會的資料中，介紹了席子佩的基本情況：字裕福，年四十歲，江蘇青浦縣人，候選道，住西藏路，其營業：董理書業，創辦點石齋書局、大有榨油公司。第二年的名錄裡，席子佩成為商務總會的調查議董，執業改為“申報館”。此後幾年除繼續擔任商會總會的會員外，還被選為備董、書記議董等。作為滙豐銀行的買辦，席立功在清末民初曾連續幾屆被推為上海商務總會這類組織的會員或特別會員。1907年《上海商務總會同人錄》中，席立功為特別會員，此後幾年，席立功除仍為上海商務總會特別會員外，還擔任該會的會計議董。在《民國五年丙辰歲上海總商會第十屆同人錄》（1916年），席立功被選為上海總商會會董，並成為各業分幫會員。他的二弟席裕光（德輝）因為在大清銀行上海分行任職，也曾連續幾屆被推選為上海商務總會及商學公會會員，或特別會員。席立功的小弟席聚星為住友銀行買辦，期間也多次被推選為上海總商會會員。

後來，隨著上海總商會人數的擴大，進入該會的席家子弟更多，在1927年《上海總商會全體會員》名錄中，有席雲生（存堃）、席嘉蓀（裕徵）、席玉書（裕麒）、席錫蕃（裕康）、席聚星（裕奎）、席鹿笙（德浚）等人，分別代表他們各自的行業而成為會員。近代上海的工商組織名目繁多，迭經嬗變，就華商團體而言，最富影響力的機構之一就是上海總商會。上海總商會具有相當的歷史、社會基礎極其深厚且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它以聯絡上海工商業為己任，代表著不同的工商業階層，在20世紀初期的上海社會中十分活躍。

在其他諸多行業和社會組織中，也時見席家人嶄露頭角，如席季明，歷任上海錢業同業公會主席委員、各商業銀行匯劃莊董事、上海會計師公會委員；席少蓀，紗業公會執行委員，發起創辦上海紗業銀行；席守愚，上海綢緞業領袖，為上海緒綸公所會長；在1935年上海市商會中，席季明被推選為錢業代表，席公石為綢緞業代表，等等。這些社會角色的承擔，又從一個視角反映出洞庭席氏家族在近代上海金融工商各界中所具有的實際地位。

東山，是洞庭席家的家園故鄉，而上海是他們的重要發祥地。上海的生活，深刻地影響著席家人，而席家人也給這座城市留下了很多印記，他們的花園、別墅、洋房，等等，散落於城區各處。近代上海百年的經歷，對洞庭席氏家族來說，那是一段重要時期。上海改變了許多席姓子弟的生計職業，由此使他們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發生極大變化，他們在許多方面都逸出了中國固有的傳統，同時，視野開闊了，見識增多了，交遊網路與商業關係也拓展了。

自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隨著政治形勢、社會環境發生的重大變化，不少席家子弟離開上海，借助於各種關係遷居海外，又開始了他們重新創業的歷程。目前，洞庭席家後代已散居于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及香港、臺灣等地，有的分佈于國內各大中城市，他們在海內外享有一定的聲譽，其人數也十分可觀，而考察其淵源，大多經由上海出去的。洞庭席氏家族 —— 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江南大族，通過上海，擁有了更加龐大的社會網路。

1949年以後，隨著上海整個城市結構的轉變，原先在這裡從事金融、工商活動的席家人紛紛轉行，或賦閒居家；而他們的子弟在職業選擇上更是發生重大轉向，多數人已不能再像祖輩一樣從事經營活動——席家世代經商的傳統中斷了。又因為曾經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席家很多人得以有機會轉到科教文衛部門工作。所以，近數十年間，席家有不少人服務於國內各地的高校及科研院所，湧現出一批出色的專家學者，此也為前所之未有。

現在，又有一批席氏子弟在各地脫穎而出：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委員席德華；臺灣電力公司董事長席時濟；以興實業、辦公司而言，有旅港著名實業家席正林（裕霖），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總裁席時平，上海舜業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上海鋼聯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席勁松，香港安訊國際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席與善等；在科教文衛領域有：上海交通大學電子資訊學院教授席裕庚，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席德明，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席德立，南京大學物理學系教授席德勳，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教授席德忠，河海大學港口航道及海岸工程學院教授席與耀，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研究員席時權，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席時桐，知名書法家、新疆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席時珞……他們或馳騁商界，或服務政界，或活躍于科教文衛，盡顯才能，各有建樹。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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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氏世譜》，卷數不詳（此存卷十至二十二），各房編輯，陸續修訂。

《席左源公支家譜》（此存卷一、二、四、八），各房編輯，陸續修訂。

《洞庭東山席氏昆山支系》，抄本。

《席氏怡泉公支譜》，抄本。

《席氏怡泉公世系支譜》（席啟圖一支），約清乾隆年間。

《青浦席氏養初公支譜》，清光緒抄本。

《席氏東山公支譜》，清光緒年間修，後陸續增補，席時珞藏。

《席氏支譜右源公家譜》（寄寓山東濟甯縣），席德濟修，民國十一年（1922年）抄本。

《金陵席氏系表》，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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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氏宗賢像贊》，民國十四年（1925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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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名人傳》，《海上名人傳》編輯部，上海文明書局1930年版。

《上海金融組織概要》，楊蔭溥編，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

《中國女詞人》，曾迺敦著，上海女子書店1935年版。

《環球中國名人傳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李元信總編纂，環球出版社1944年。

《上海錢莊概況》，“中儲叢書之一”，1944年版。

《上海銀行業概況》，“中儲叢書之二”,1945年版。

《中國豪門》，中外出版社1949年版。

《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傅衣淩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樑》，[美]郝延平著、李榮昌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

《中國紳士：關於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

《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傳》，馬學強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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